胡桂生：反腐“志愿者”

胡桂生是中国民间反腐群体的一个缩影。2000年以来的10年，是他风生水起的10年，也是中国贪腐案件层出不穷的10年，同时是民间反腐集体迸发的10年。

“胡桂生新闻会客厅”

12月22日，湖南郴州。胡桂生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维权故事，一边打开玻璃门，微笑说：“这就是胡桂生新闻会客厅。”

胡桂生有多重身份：停职了的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工会主席，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民间艺术爱好者，不称职的丈夫和民间反腐“志愿者”。

这个约10平米的小房子，门上贴着“妙手著辣文，铁肩担正义”的对联。满屋木雕，胡桂生很是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工艺品。正对着大门的墙上，醒目地挂着毛泽东头像和毛体字的“为人民服务”的霓虹灯管。灯一亮，满屋红光。

每天，胡桂生就在这里接待需要他帮助的人。这位56岁的老人已过知天命之年，精力却依然旺盛。从郴州火车站见面开始，他就连绵不绝地讲述维权故事。每当讲到公权力认输时，他就像顽童一般手舞足蹈、仰天大笑。

有人称他是“郴州的良心”，反对者斥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与一些苦大仇深的维权者不同，他生活得简单而快乐。

“他挺可爱的，也很可恨。他报道过我们的负面新闻，我也不高兴，但心里还是服气的。”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郑双林说。“同事有困难，我会让他去找胡桂生。”向胡求助过的医生曹印专说。他在医院建房时买了不合格的水管材料，多次协商无果。最后胡桂生联合媒体报道，事情迎刃而解。

胡桂生是中国民间反腐群体的一个缩影。他的反腐维权事业开始于1990年代末，而2000年以来的10年，是他风生水起的10年，也是中国贪腐案件层出不穷的10年，同时是民间反腐集体迸发的10年。

他是“阴差阳错”才走上了民间反腐者的道路。初中毕业后，胡桂生分配到郴州铁厂工作。他喜欢文学，后来，他被政府办点名要走，成为市长秘书。

1980年代，他不习惯机关作风，在官场几经沉浮。胡桂生喜欢“不务正业”地兼职写报道，街边小贩设局骗人、庸医治病害人……现在他依然保存着这些剪报。

他原本倾向于做医疗保健的报道，收集民间偏方和药书，下班后上山挖草药。不过，在调到城管综合执法支队任工会主席之后，恰逢不少职工举报城管支队涉嫌违法建楼的事情。胡桂生开始到纪检部门递材料，写自己单位的批评报道。审计局重新审查，但是结果不了了之。

世纪之交注定不平凡。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判处死刑。这一年，胡桂生在单位呆不下去了，他索性停职，开始把反腐维权当作“正业”。

 “我不想把名片留给这种人”

胡桂生说不清自己经手了多少案件，接待室到处都是他收到的材料：举报贪腐、医患纠纷、行政官司……连双亲罹难的女孩无处可去，也寄宿在接待室。他到处张罗为女孩找工作和处所，以致朋友都怀疑：“老胡你金屋藏娇呢？”

接待室是2006年装修的，其实中国反腐正进入一个高峰：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发。胡跟妻子“斗争”了一个月后，腾空了自家一楼的杂物房，变成了接待室。空间虽小，五脏俱全，洗漱间连热水器都有。“一些上访的人很远赶来，在宾馆住太费钱，可以在这里住下。”

接待室的东西几乎都是朋友送来的：空调上印着“××杂志社友情赞助”，几把凳子、写字台、小桌子是开宾馆的朋友的。

这一年，正是郴州官场大动荡之际：在副市长雷渊利、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等人相继落马之后，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也被“双规”。而李树彪公款豪赌案的最早报道者便是胡桂生。有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在茶楼闲聊，有人说：“老胡，郴州发生了好大一个新闻。”接着讲了李树彪一案。

“这绝对是好新闻，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胡桂生如同记者般作出了第一判断。他辗转核实了消息可靠性，次日，长沙几个媒体都刊登了胡桂生的报道。

此事引起李大伦与曾锦春的震怒，李大伦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会后，他们通过关系迫使长沙媒体公开道歉，称涉及李树彪案的报道失实。曾锦春还放言，要“双规”胡桂生。李大伦让宣传部起草了文件，准备封杀类似胡桂生的民间特约记者。

不过胡桂生依然我行我素，他曾去找曾锦春，跟曾拍桌子问“为什么不查腐败”。曾锦春为表客气说一定查办，并且保留着胡桂生的名片，压在写字桌的玻璃下。胡桂生趁他不注意，把名片抽了回来。“我不想把名片留给这种人。”

而之后“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案发之时，全国媒体蜂拥而至，这也是胡桂生一生反腐“志愿者”的巅峰。事实上，与各大媒体合作，是胡桂生在郴州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我的立足点非常好，利用媒体，现在加了网络。”胡桂生说，“我感到特别困难的时候，就去各个报社走一圈，记者朋友都会帮我出主意。”

现在他的“业务”已超出了郴州地区。他不会打字，但建了博客，简介是“依法维权，仗义求真，让事实说话，为百姓呐喊”。连东北一些反映贪腐的材料也转交给胡桂生，他再转给媒体。

事实上，大概在2007年，胡桂生才学会使用电脑上网。他第一次上网发帖是在湖南红网论坛，他反映郴州饮用水质每况愈下。经红网“百姓呼声”栏目组转交市府办后，市府成立了专门调查组，并给予了回复。

现在，官方和民间反腐力量的互动在不断加强。胡桂生网络浏览器的收藏夹里，满是各大部门的举报网址：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只要有人投诉到我这里，有证据，我都会传到举报网站。”胡桂生说。

维权多少年，就攒了多少尴尬

胡桂生维了多少年权，就积攒了多少年的尴尬。“他就是不管家事，都到外面管闲事。”妻子端着碗在吃饭，胡桂生埋头在材料堆里。一会儿他想起有个材料放在接待室，马上换鞋，一溜烟就走了，连房门都没有关，拖鞋扔在大门口。

他的大哥胡云生有一次看到他和记者走在街上，骂他：“你做这事干嘛！”

如果说无偿维权的充实感能抵消这种家庭责难，那么，胡桂生的另一种痛苦却无处安放。

一名与胡桂生交往多年的新华社湖南负责人曾问他：“你做了这么多事，一定有很多人感谢你吧？”“这句话说到我的痛处了。”胡桂生皱了皱眉头，“事情做完了，该得罪的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也得罪了。帮助的人不想见我，怕还我人情。在官场的朋友也不敢见我，怕领导有意见。”

这从本报记者采访检察院、政府官员中可以佐证：几乎没有人愿意多聊胡的事，以各种借口推脱。

在不少人眼里，胡桂生是市场经济的异类。有个制造环保塑料产品的公司本想请他当顾问，胡桂生觉得这公司做的是高科技产品，有益于社会，不打算要报酬。没想到这反而吓到了这公司。负责人秘书转告他，有能力的人都标榜高身价，胡桂生这种不要钱的肯定没本事，不合作了。

“我气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他几乎要跳起来了。胡桂生有些怀念以前的年代。有一些豪放的女记者见面想拥抱他，他赶紧挡开。女青年咯咯笑：“胡老师你还这么封建呢？”“唉，现在风气搞坏了，本来隔了几代，没什么事的。以前就没什么问题了。”他说。

胡桂生觉得应该跟上时代步伐才行。他已经在尝试代理案件，替一个经济官司做公民代理。不过他心里老有疙瘩：“拿了钱，会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他喃喃地说，“不过，赚一点钱，然后再去给老百姓维权，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早在1980年代，胡桂生就已是市长秘书和街道办副主任。然而仕途高开低走，20年后，他依然是一个科级干部，还得忍受半夜电话骚扰、阳台晾被子被泼脏水的窘境。

不过胡桂生说，自己做的事情，是为老百姓讨回自尊，“每次讨回来，我感觉自己是力大无穷的。”